《礼记》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

【原文翻译】

“大同”，是儒家对于一个社会的最高理想。

在这个“大同”社会之中，人们情感上互相包容，没有你我之私的区别，有力出力，财产共有，贤能者被推举出来服务人群，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、和睦相处。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世界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，将这样的“大同”对应于稍后出现的讲“私”但同时也讲“礼”的“小康”社会；似乎“大同”与“小康”之间，形成了古代社会的一个逐渐下落的历史脉络。这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程。

不过，如果将“大同”视为一种理想，视为对现实世界持批判态度的“乌托邦”，倒是值得仰慕的，事实上，在中国的传统中，受“大同”理想的启发和激励，奋斗不已的仁人志士，并不鲜见。